一、为什么选择大英博物馆,选择敦煌的缘由
我第一次在中国甘肃敦煌博物馆初见敦煌壁画时的深刻感触。那些定格在石窟中的飞天,乐伎与舞姿不仅是美术史的素材,更是一种深深埋藏在历史身体中的“舞蹈档案”。随后在伦敦参观大英博物馆时,再次面对敦煌出土文物和影像数字资源,我开始意识到:若非通过舞蹈,这些凝固于二维表面的动作便难以真正“再现”。因此,我试图以舞蹈为媒介,以身体为记忆容器,展开一次跨越千年与地区的文化再现实践。
选择大英博物馆,是因为它不仅拥有世界级的历史文物收藏体系和公共影响力,更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文化展示与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。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舞者与研究者,我希望将“敦煌乐舞”这一东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国际观众面前,展开一次关于“身体如何承载文化”的跨时空交流。英国长期以来对于亚洲艺术的兴趣、以及其对全球文化遗产的“再展示”实践,也促使我思考:在曾被殖民话语影响的西方空间里,我们如何用舞蹈重述、重构自己的文化?
选择敦煌,则源于它本身就象征着文化融合与历史流动。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宝库,它汇集了印度佛教、希腊美学、波斯服饰与中国舞姿的复合遗产。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,不仅是审美的体现,更是信仰、礼仪与身体知识的存档。在数字化和全球化不断重塑文化归属的当下,敦煌不再只是“过去的遗产”,而是一种被重新观看、重新表演的当代表达资源。
二、身体是如何作为遗产的容器?如何用舞蹈重构敦煌乐舞?
身体是最敏感也最具记忆力的媒介,它承载的不只是舞蹈技巧,更是历史经验和文化信仰。我采用“身体作为文化档案”这一舞蹈人类学的理论(Taylor, 2003;Sklar, 2000),将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姿态——如飞天、反弹琵琶等——解构为身体语言,通过舞者的再现使静态图像变为动态动作。
这个过程既是动作的考古,也是当代的创编。我不是在复制传统,而是试图在视觉图像与当代身体之间搭建一个对话场。通过反复排练、研究壁画的动态线条、理解古代服饰的限制与功能,我的身体逐渐成为一个能够“记忆”敦煌的载体。
此外,我将这些舞段拍成舞蹈影像作品,使身体的表达突破剧场边界,转入更广阔的数字空间。借助视频媒介,舞蹈变成一种可传递、可沉浸、可重复观看的文化经验,也帮助非遗在当代表达中获得新的生命。

三、多重身份的思考
- 策展人:我思考的不仅是作品如何“表演”,更如何“展示”,即:在大英博物馆的空间中,如何安排影像、手姿教学视频、文献资料与互动装置的关系,让舞蹈成为一种被观众理解、体验甚至参与的知识形式。
- 舞者:我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验场,亲身体验敦煌动作的重建和当代表达之间的张力。我的身体既是记录者,也是翻译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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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舞者:我并不满足于还原动作,而是尝试用当代表达语言对古代舞姿进行转化,使之既有文化根基,也与当代观众的身体感受建立连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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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者:我关注的不仅是“舞蹈如何美”,更是“舞蹈如何传递知识”、“如何再现非遗”、“如何让观众成为共同的传承者”。因此,展览不仅是艺术成果的展示,也是关于身体、影像、记忆、传播的研究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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