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为什么选择大英博物馆，选择敦煌的缘由

我第一次在中国甘肃敦煌博物馆初见敦煌壁画时的深刻感触。那些定格在石窟中的飞天，乐伎与舞姿不仅是美术史的素材，更是一种深深埋藏在历史身体中的“舞蹈档案”。随后在伦敦参观大英博物馆时，再次面对敦煌出土文物和影像数字资源，我开始意识到：若非通过舞蹈，这些凝固于二维表面的动作便难以真正“再现”。因此，我试图以舞蹈为媒介，以身体为记忆容器，展开一次跨越千年与地区的文化再现实践。

选择大英博物馆，是因为它不仅拥有世界级的历史文物收藏体系和公共影响力，更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文化展示与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。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舞者与研究者，我希望将“敦煌乐舞”这一东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国际观众面前，展开一次关于“身体如何承载文化”的跨时空交流。英国长期以来对于亚洲艺术的兴趣、以及其对全球文化遗产的“再展示”实践，也促使我思考：在曾被殖民话语影响的西方空间里，我们如何用舞蹈重述、重构自己的文化？

选择敦煌，则源于它本身就象征着文化融合与历史流动。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宝库，它汇集了印度佛教、希腊美学、波斯服饰与中国舞姿的复合遗产。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，不仅是审美的体现，更是信仰、礼仪与身体知识的存档。在数字化和全球化不断重塑文化归属的当下，敦煌不再只是“过去的遗产”，而是一种被重新观看、重新表演的当代表达资源。

二、身体是如何作为遗产的容器？如何用舞蹈重构敦煌乐舞？

身体是最敏感也最具记忆力的媒介，它承载的不只是舞蹈技巧，更是历史经验和文化信仰。我采用“身体作为文化档案”这一舞蹈人类学的理论（Taylor, 2003；Sklar, 2000），将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姿态——如飞天、反弹琵琶等——解构为身体语言，通过舞者的再现使静态图像变为动态动作。

这个过程既是动作的考古，也是当代的创编。我不是在复制传统，而是试图在视觉图像与当代身体之间搭建一个对话场。通过反复排练、研究壁画的动态线条、理解古代服饰的限制与功能，我的身体逐渐成为一个能够“记忆”敦煌的载体。

此外，我将这些舞段拍成舞蹈影像作品，使身体的表达突破剧场边界，转入更广阔的数字空间。借助视频媒介，舞蹈变成一种可传递、可沉浸、可重复观看的文化经验，也帮助非遗在当代表达中获得新的生命。

三、多重身份的思考

  • 策展人：我思考的不仅是作品如何“表演”，更如何“展示”，即：在大英博物馆的空间中，如何安排影像、手姿教学视频、文献资料与互动装置的关系，让舞蹈成为一种被观众理解、体验甚至参与的知识形式。
  • 舞者：我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验场，亲身体验敦煌动作的重建和当代表达之间的张力。我的身体既是记录者，也是翻译者。

  • 编舞者：我并不满足于还原动作，而是尝试用当代表达语言对古代舞姿进行转化，使之既有文化根基，也与当代观众的身体感受建立连接。

  • 研究者：我关注的不仅是“舞蹈如何美”，更是“舞蹈如何传递知识”、“如何再现非遗”、“如何让观众成为共同的传承者”。因此，展览不仅是艺术成果的展示，也是关于身体、影像、记忆、传播的研究过程。